2002.02.22
这一枚是“阜昌元宝”，书上的标价为RMB8000圆。“阜昌元宝”为伪齐刘豫(枕头降金叛将)阜昌年间(1130--1137)所铸。钱文有真、篆二体，旋读光背，元宝为小平对钱，径2.5厘米，重3.4克。通宝为折二钱，真篆二体对钱，直读光背，径3厘米，重3.8克。重宝为折三对钱，钱文真篆二体，径3.4厘米，重11.5克。阜昌钱以精美传世，然刘豫的民族气节却非常低下，此三钱以折二最难得， 眼前这枚为篆体旋读光背小平钱。真书的如下所示：
另一枚“大蜀通宝”更稀少，价在RMB35000圆以上，网上一时还查不到图片。也许，我的图片，目前是唯一的。材料上判断，似乎属青铜，不属黄铜。
写这篇文章，是想讨论作假问题。毫无疑问，有利可图是作假的动力。然而，作假必须熟悉作假的对象，有作假的条件，并且作假的成本小于最终的获得。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私铸”钱币的作假问题存在。同代作假，样品不成问题，生产的技术水平差不多。隔代作假，还必须制作钱币流通、传世后“留下”的痕迹，其难度远比同代作假高得多。
改革开放，各地兴起了旅游热、收藏热，假古迹、假古董随处可见，我们只要稍有阅历，就不难鉴别。
古代，钱币是采用浇铸的，作假就称为“私铸”。化铜炉化出的铜汁，一次性浇成的钱币，远不止一枚。批量生产，更是如此。
样钱，即铸造模型，又称“母钱”。在批量生产时，“母钱”也不止一枚。铜钱上的文字，最初是手写的，之后得雕刻。常识告诉我们，“一模一样”的“母钱”是不可能获得的。
上图是福建泉州出土的“永隆通宝”钱范，系铁钱范，范材为泥质，外形不规则，6.5X5厘米不等，面范阴文兼隶楷“永隆通宝”四字，字长1、宽0.8厘米，字划反书，字迹不工整，钱形呈圆，直径4厘米，外郭深厚，边径0.5厘米，穿作方形，字文对读，背范在穿上作十月形，穿下阴刻“闽”字，字迹不清。合范时在外郭边缘有一流道，供浇铸时注入铁水。
由铸造工艺知道，样钱在“钱范”上安放、起出时，也会有误差。而刚铸好的钱币，还必须进一步加工，比如打磨掉“浇冒口”(即边缘流入铜汁的部分)等，才能进入流通。总而言之，世上没有“一模一样”的真品钱币。
以上讨论的是“新钱币”的生产。钱币流通后，也会产生新的痕迹，比如边缘、字面等凸出部分会磨损，字缝等凹槽中也会留下污垢等。地下出土的古钱币，更有锈蚀等痕迹。作假，还得仿制这一切。单个仿制，方法可以不同，内容却不可少。
目前市场上，古钱币的仿制品不少，它们的仿制特征十分明显。相反，比照我手中这两枚，却没有那些仿制特征。我想，已故的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爵士所提出的“证伪主义”，在古钱币的鉴定上是完全用得着的，即只要有确实的“作伪”特征，就可以证明它是赝品，而单纯的主观判断是没有说服力的。
我不是一个古钱币收藏者，这些天借助网络，获得了不少知识。记得1958年，我家边上，居民区开办了一个小翻砂厂，将各处收集来的铜钱、铜器，都投入了化铜炉，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可惜，那个“大跃进”，无知加蛮干，毁了多少好东西！我是一个书呆子，近十多年来，似乎打通了各种书本知识，提出了《三元论》。不错，以“唯物论”而论，那些旧钱币只是些“废铜烂铁”，他们“化废为宝”，熔化了可以制成人民需要的铜锁、铜钥匙，果然，那家小厂后来因此并入了“前进锁厂”。以“三元论”而论，它首先是一个“智慧产物”，这里可以称为“劳动成果”，也就是说，它已不再是一块普普通通的“铜”了，在它身上，透露出来的“信息”，已经远远不是“铜”的了：新制成的铜币，“铜”的分量、信息依旧不变，但新增了“钱币”信息，如书法艺术、制作工艺、货币标识等等；流通后的钱币，又增添了流通信息，如年代、地域，以及使用者的信息等；赝品，信息含量就更大，即不同时代的制作方法比较等。“存在决定意识”？铜、钱币、赝品，就“物质”的存在上讲，三者没有差别，但是就“信息”而论则明显不同。钱币、赝品的“信息”，它们既不是“铜”本身产生的，也不是人们主观臆断的，而是实实在在地、客观地存在着。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庙里的菩萨，对“唯心论”来说，那是无所不在、主宰一切的“神灵”；以“唯物论”看，仅仅是些泥土、木头而已，那一年，小翻砂厂就将附近的“金华庙”中木头菩萨劈了当柴烧，檀香气浓浓的，至今记得；“三元论”则认为，它们只是些泥塑木雕品，其价值或信息含量远超过普通的泥土、木头！通过它们可以探索人们、社会历史的心理世界。
对我而言，这两枚钱币的真假判断，已经不重要，它们让我认识了两段历史、进入了古钱币收藏和鉴定领域、工艺制作以及为《三元论》增添了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