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邻居韩伯伯

2002.07.11

　　我的邻居浙江农业大学教授韩雁门先生，是辛亥革命元老、烈士韩衍之子。我们为邻时，他的年纪在70上下，花白的头发剪得很短，满脸的毛孔很粗，肉横生，稀稀疏疏的络腮胡子也花白，几乎分不清是汗毛还是胡子，圆圆的脸上粗眉圆眼，双耳中汗毛直冲出耳外约三、四分。身高近1米8，腰背直挺，很有军人气质。他每天早上都要用毛边纸卷的纸条清理鼻孔，然后打上几个响亮的喷嚏，我觉得很怪的。但因年纪比我父亲略大，我就直称他为韩伯伯。

　　韩伯伯的女儿在空军部队，很少回来，韩家是军属。韩家姆妈是上海人，个儿不高微胖，担任居委会主任，也许我们大家都属她管，因此感觉上较难平等相处。韩家还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妈妈，就是辛亥革命元老、烈士韩衍的遗孀。头发雪白，剪到耳根处，这一点要比章奶奶时髦得多。韩老太太很胖，一口镇江话，似乎是个严母，常常吵着要儿子一起跟她“家去”（读为：“gaki”），每当此时，韩伯伯总是轻声细语地劝说着，直到风平浪静。

　　见韩老太太发脾气，章奶奶有时会笑着告诉我一些韩老太太的趣事。比如韩老太太说自己的先生是袁世凯的秘书，其实是死对头，自己的先生做着什么事、是怎么死的都不清楚！还有，韩老太太在一句话中会跨三个朝代：“朝里杀了六个宰相，保长把先生的坟迁了，要家去看看。”什么六个宰相？那是戊戌变法被杀的六君子！章奶奶的头脑很清楚呢。

　　章奶奶一笑，急坏了韩伯伯。于是，韩伯伯去市政协借来了一册辛亥革命人物传记，那里面有他父亲的事迹介绍，韩伯伯要我仔细读读。

　　记得文中介绍，韩伯伯的父亲是位爱国报人，辛亥革命的武昌枪响不久，他跟着在安徽的安庆也举行了起义，因此是辛亥革命的少数元老之一。之后，为铜官山（今日的安徽铜陵）矿权、利权等与袁世凯等卖国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1912年就被袁世凯派出的人暗杀了。于是，又被追认为烈士。

　　韩伯伯作为烈士遗孤，受民国政府优抚被派官费留学法国，在法国期间与中国共产党有过频繁接触，回国后一度在上海大学任教。韩伯伯跟我开口后，韩家姆妈开始很忌讳，这时的韩伯伯很有点男子汉气概了，“别打岔！”手一挥就把韩家姆妈支开了。以后，见我们老少谈得投机，也就不再干涉了。

　　开始，韩伯伯和我谈得最多的是法国、德国的风土人情，比如里昂、马赛的方言，上层社会与劳工阶层的不同语汇，德国工厂的使用中国劳工情况，他在橡胶轮胎厂的工作，等等。韩伯伯谈得很开心，不时用法语讲述着，当他发现我瞪大着眼睛呆呆地望着他时，他会突然打住，再用汉语叙说一遍。以后的交谈，几乎是，他既是法国人又是翻译，时而法语时而汉语地交替着。

　　考证杨乃武的事迹，费去了他不少和我交谈的时间，但每当他成文后，会高兴地对我叙述一遍，因为我是一个好听众。之后，他开始指导我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如《法兰西内战》、《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其中最花时间的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这时，我已学了初中的物理和化学，初读《自然辩证法》似懂非懂地，很累。韩伯伯却很耐心，时而给我讲解时而要我重读，终于我啃完了全书。

　　那时，墙门内四家人，我哥大我九岁，陶家两兄弟也是这个年纪，他们三个忙于上下班，剩下八个连我父母在内都是老人，只有我还是个读书的大孩子。今天，我也是“年过半百”之人，我能深切体会到老年人的寂寞和那时我的可爱了。

　　文革开始前后，我每次回家，韩伯伯仍会和我交谈。这时，我们的谈话由马、恩著作转入了时事政治。比如斯诺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谈话，报纸上还没有公开，韩伯伯就对我讲了。如：中苏关系在论战后，彻底完了；中美关系在毛主席会见斯诺后会有新的转机。初次听到，我十分惊讶，也不敢声张。之后，见到了报道，对韩伯伯我便由尊重转向佩服了。

　　印象最深的是，韩伯伯对我说毛主席对“四个伟大”的提法很反感，他时而法语时而汉语地交替着说“四个伟大”在外语中的意思，以及中西文化的不同等等，当时林彪正走红，如此议论似乎大逆不道，然而私下里，我母亲也说过对林彪的反感，韩伯伯引用的是毛主席对斯诺的谈话呀！我是1970年初离开杭州去的四川，1971年初由四川出差上了九江庐山，在庐山再次听到毛、林接见庐山军民时的不同态度，预感事态的多变。九一三事件传达后，毛主席的讲话和我听韩伯伯说的完全一样。

　　1967年，我大病初愈后，有一个很短时间可以外出“长征串联”，我记得想去湖南，结果到了江西鹰潭后，我又病了只得返回杭州，于是我在鹰潭买了五包“阿尔巴尼亚香烟”，我自己至今从未抽过一口烟，那时买烟要烟票，而“阿尔巴尼亚香烟”不要烟票很吃香，价格也很便宜，是我可以承受的，我还买了几斤乌毛豆制作的江西淡豆豉，回家后分送给邻居。韩伯伯抽了“阿尔巴尼亚香烟”后很高兴，深深地吸、慢悠悠地吐，很有滋味地对我说：正宗的欧洲烤制烟啊！有机会去外面，见到了一定记得再给我买呀！

　　非常遗憾，在章奶奶去世后不久，韩老太太也去世了，接着韩伯伯也去世了，韩家姆妈由女儿接去了北京。1970年我去了四川，我哥决定也搬了家。再替韩伯伯买“阿尔巴尼亚香烟”的愿望，至今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