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4.04
明天就是清明，我得纪念一下我的小伙伴——姚承康，上图中间排左起第六人，一个死在宁夏永宁县的杭州知青。
上图中间排右起第五人是我。我和承康是邻居，自小一起玩。中学的同班同学中，有十几个是小学就在一起的，作为邻居，除了中间排左起第四人，就是他了。姚家是一个大家庭，那时他祖母还健在，我印象中很威严，她经常坐在一张藤椅里晒太阳，手里还拿着一个铜制的水烟筒在抽。
承康的爸爸排行第三，似乎是一个铁路桥梁建筑工程师，常年在外地流动作业，我见过的时间不多。承康的妈妈，我按邻居的习惯，称“三婶娘”，人很秀气、能干。承康兄弟姐妹四人，他是老二，很文气，所以和我合得来。
论平时读书，承康总比我好，尤其是数学。照片是高中升学考前拍的，不知为什么也许犯了牛脾气，那天他老是不愿脱外衣，大家只好依着他，所以照片中只有他一人很显眼，我母亲看后似乎说：不太妙。
升学统考是在杭四中，第一门考数学。我觉得不难，还有不少时间检查，好象只是错了一个负号，否则就满分。而他，一出场就喊：太难了！我俩一讨论，原来他想得太复杂了，结果他自责：为什么这么笨？！接着几场，他一门也没考好。
那时，我们很单纯。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是后来的事，我们只是毕业前的口号：“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即升学、就业；去宁夏似乎是在我们毕业后，才由杭州市政府提出的。我不知道承康是如何想去宁夏、以及如何做通奶奶和父母思想的，总之，他情绪不高，不愿多说。我们邻居三人，只录取了我一个，他们二人结伴去了宁夏！我则到郊区的转塘镇继续读书。
承康去宁夏后，和我通过几次信。1966年9月，文革初起，我去北京时，还去北京和平里，找过他在北京化工学院读书的姐姐姚莉华，记得在北京时我就给他写过一封信。
从北京回来，我得了传染病“猩红热”，几乎死去。花了半年时间，体力才恢复。回校后，得知其他同学已经造了校党委、学生处的反，据说从学生材料中看到我在同届学生中录取分数最高，几乎接近满分，我是班长、修正主义苗子，也成了他们的造反对象，一阵冲击。之后，我几乎中断了和初中同学的联系。
1970年我去了四川，71年杭州搬了家，75年父亲去世，遵父亲嘱咐我将带母亲去四川小住。临走，母亲想看一看劳动路的老邻居，于是我陪着老人，挨家拜访。拜访中得知承康已在宁夏去世多年，本来我们就打算见一见“三婶娘”的，邻居说最好别见，承康死后，“三婶娘”常流泪，衰老多了，如果见到我，一个自小一起的好伙伴，肯定更伤心。
据邻居说，承康和其他人一起去黄河采砂，小青年好玩，几辆手拉车，下坡图轻松，就接成龙，即扶着自己车的木车杠，坐在别人的车上，一串车由坡顶自由往下滑，好玩、开心。承康给我的信中，提过黄河、采砂，但他没有详细写。这样的滑坡，可能不是他们的创造发明，他们也可能开心过多次！谁知，出事那次，车翻了，承康的木车把折断了，那断裂的尖头正对着他的心脏刺了进去！一个年轻的知青性命，就这样献给了黄河、献给了宁夏！听后，我和母亲十分震惊。至今，近三十年来，我一直记着这件事，也一直随身带着这张初中毕业照。
明天就是清明，我想除了纪念我们已去世的父母、前辈，以及革命烈士，还应该纪念纪念我们的年轻伙伴、那些过早死去的知青。除了疾病、天灾，由于有关方面照顾不周而这样那样死去的，都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交的生命学费！我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不知道照片中是否还有人也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我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尽管还活着，下岗、退休，以及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日子已经来到！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个黄昏时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