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节录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1.4 波普尔的研究纲领和库恩的研究纲领
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库恩-波普尔之争。
我们已经证明，库恩在反对朴素证伪主义方面，以及在强调科学增长的连续性、某些科学理论的坚韧性方面，都是正确的。但库恩认为摈弃了朴素证伪主义，也就摈弃了一切种类的证伪主义，则是错误的。库恩反对波普尔的整个研究纲领，他排除了合理重建科学增长的任何可能性。沃特金斯对休谟、卡尔纳普和波普尔作了简明的比较。他指出，休谟认为科学增长是归纳的、非理性的；卡尔纳普认为科学增长是归纳的、合理的；波普尔认为科学增长是非归纳的、合理的。[1]再加上一条，就可以扩展沃特金斯的比较，即库恩认为科学增长是非归纳的、非理性的。库恩认为不可能有任何发现的逻辑，而只有发现的心理学。[2]例如，在库恩看来，反常、矛盾在科学中总是少不了的，但在“常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范式保证了一种增长的模式，这种模式最终要被一场“危机”所推翻。库恩式“危机”的出现没有特别的合理原因。“危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它是一种有传染性的恐慌。然后又出现同前一范式不可通约的新范式。对它们进行合理比较的标准是没有的。每一范式都含有自己的标准。危机不仅清除了旧理论和旧规则，而且也清除了使我们尊重旧理论和旧规则的那些标准。新范式带来了全新的合理性，超范式的标准是不存在的。变化是潮流所带来的结果，因而，库恩认为科学革命是非理性的，是一个暴民心理学的问题。
把科学哲学降低为科学心理学并不是库恩开始的。随着辩护主义的崩溃，出现了一阵早期的“心理主义”浪潮。在许多人看来，辩护主义代表唯一可能的合理性形式：辩护主义的终结意味着合理性的终结。科学理论是可证明的论点和科学进步是累积的论点的崩溃，使得辩护主义者惊恐不安。如果“发现就是证明”，但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证明的，那就不会有任何发现，而只有发现的声称。这样，大失所望的辩护主义者(前辩护主义者)便认为阐明合理标准是毫无希望的事，人们所能做的只是研究并模仿以著名科学家们为范例的科学心理。牛顿物理学垮台后，波普尔阐述了新的、非辩护主义的批评标准。这时，有一些已经听说辩护主义合理性崩溃的人，多数是通过传说，听到了波普尔的吸引人的口号，这些口号表明了朴素证伪主义。由于发现这些口号是站不住脚的，他们便把朴素证伪主义的崩溃看成是合理性本身的终结。阐述合理标准又一次被看成是毫无希望的事，他们又一次认为人们所能做的至多是研究科学心理。[3]批判哲学应由波拉尼所说的“后批判”哲学来取代。但库恩的研究纲领包含着一个新特征：我们必需研究的不是个别科学家的心理，而是科学团体的心理。这时个人心理学被社会心理学所取代；对伟大科学家的仿效被服从团体的集体的智慧所取代。
但库恩忽视了波普尔的精致证伪主义及由波普尔创始的研究纲领。波普尔用可错-批评增长的新问题取代了古典合理性的中心问题即关于基础的老问题，并开始阐述这一增长的客观标准。在本文中我已尝试进一步发展他的纲领。我认为这一小小的发展足以摆脱库恩的责难。[4]
把科学进步重建为竞争的研究纲领的增殖及进步的和退化的问题转换，给科学事业描绘了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同把科学进步重建为一系列的大胆理论及其戏剧性地被推翻所提供的图画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这幅图画的主要方面是由波普尔的观点发展而来的，尤其是从他对“约定主义的”策略的禁止、即对减少内容的策略的禁止发展而来的。我认为，它同波普尔原来的说法的不同主要是，按我的想法，批评不象也不应该象波普尔所想象的那样快地扼杀一个纲领。纯粹否定性的、破坏性的批评，如对自相矛盾的“反驳”或论证，并不淘汰一个纲领。对一个纲领的批评是一个很长的、并经常使人沮丧的过程，必须宽厚地对待年轻的纲领。[5]当然，人们可以揭露一个纲领的退化，但只有建设性的批评，并借助于竞争的研究纲领，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而且只有通过事后之明鉴和合理重建才看得出戏剧性的惊人结果。
库恩当然证明了科学心理学可以揭示重要而确实令人惋惜的真理。但科学心理学并不是自主的：因为经合理重建的科学增长本质上发生在观念世界中、发生在柏拉图和波普尔的“第三世界”中，发生在明确表达出来的知识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是独立于认识主体的。[6]波普尔研究纲领的目的在于描绘这种客观的科学增长；[7]库恩研究纲领的目的似乎在于描绘(“常规”)科学心理(无论是个人的心理还是团体的心理)中的变化。[8]但这第三世界在单个科学家甚至在“常规”科学家心中的景象常常是原来面目的漫画，要描绘这一漫画而不联系原来的第三世界，就很可能产生漫画的漫画。不考虑到三个世界的相互作用，就无法理解科学史。
4.6 关于科学史及其合理重建的附录*
上面几节对于为什么哥白尼纲领(客观上)取代了托勒密纲领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解答。根据评价研究纲领的所有三个标准：理论进步标准、经验进步标准和启发法进步标准，哥白尼纲领都优越于托勒密纲领。哥白尼纲领预测了更广泛的现象，得到了新颖事实的证认，尽管《天体运行论》中有退化成分，但它的启发法比《大综合论》更有统一性。我们还证明了，伽利略和开普勒拒斥了哥白尼纲领，但接受了它的阿里斯塔克硬核。与其说哥白尼发起了一场革命，还不如说他充当了一个他从未梦想过的纲领即一个反托勒密的纲领的助产婆。这一纲领将天文学拉回到阿里斯塔克，同时又将天文学推向一门新的动力学。
客观地评价了哥白尼的成就之后，历史学家才可能进入第二类问题。为什么开普勒和伽利略接受了哥白尼的硬核？为什么他们拒斥了哥白尼的柏拉图启发法？为什么人们那样对待他的理论？还有，哥白尼当时面对的问题状况以及他提出一个新纲领的动机是什么？
哥白尼成就的动机问题以及对哥白尼成就的接受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用严格的“内部”术语是无法回答的。本文并不关心这种回答。但我想争辩的是：(1)不涉及第二个问题，独立于第二个问题，也可以圆满地回答第一个问题。(2)只有明确地或隐蔽地对第一个问题假定了一个答案，才能回答第二个问题。这便暗示了在撰写科学史时，科学哲学是第一位的，而社会学和心理学是第二位的。不论对第一个问题怎样回答，哲学问题都构成了历史的“内部的”、“合理重建”的支柱，没有这一支柱，全部历史就无法写。
我在“科学史及其合理重建”一文中已为这一论点作了论证，但现在我想进一步澄清几点。
历史学家的问题是由他的方法论(即评价理论)决定的。归纳主义者想找到哥白尼理论的事实基础，而失望之余编造了一个事实基础之后，他的主要外部问题便是为什么人们在欧洲观察到了某种事件而在中国却没有观察到，为什么是在十六世纪观察到的而不是在十世纪观察到的。证伪主义者想找到哥白尼、托勒密和第谷之间的判决性实验，并不得不(用外部神话来)说明为什么不等发现恒星视差，甚至不等发现光行差，科学家们便(当然是“非理性地”)接受了哥白尼理论。简单主义者至少想掩盖《天体运行论》中的几个复杂之处，然后便不得不说明为什么这一压倒性的简单性没有使第谷满意，第谷毕竟以“非理性的”方式破坏了某些简单之处。库恩派想杜撰一个故事，说到十六世纪初为止，托勒密理论垄断了一切，并编造了一场“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即时皈依”。[9]接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人如不提出进一步的心理学假说，也不能说明对一个理论的接受或拒斥。评价本身并不逻辑地蕴涵接受或拒斥，但规范的评价理论不同，根据它而提出的心理学辅助假说也会不同；这就是我关于方法论的内部/外部区分相对化的基本原理。[10]
让我有点学究式地详细地说明为什么仅有评价标准还不可能说明实际的科学史。我们试以命题P3为例：“理论(或研究纲领)T1在时间t时比理论T2优越。”由这一命题并不能推出“所有的(或一些)科学家在时间t时都承认T1比T2优越”。我称这一命题为命题P2.1。第一个命题很可能是真实的，而第二个命题却可能是虚假的。但让我们给P3加上一个心理学前提，如P2.2：“如果在时间t时，T1比T2优越，那么，(所有的)科学家将会(在假定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条件下)在时间t时承认T1而拒斥T2。”给定某些很弱的进一步的心理学假设，[11]便可由P3和P2.2推出P2.1。如果T1和T2是研究纲领，那么只有加上进一步的重要的心理学假设，才能由承认T1更优越(P2.1)推出根据T1进行研究而不是根据T2进行研究的决定。[12]
我们发现在这一说明科学变化的演绎格中，既有“第三世界”前提，也有心理学前提。而且，根据“第三世界”前提的不同，心理学前提也必然不同。如果我们是(或假定科学家们是)证伪主义者，我们就需要一种心理学理论以说明为什么在观测到恒星视差之前，科学家们就接受了与第谷理论迥然不同的哥白尼主义。但如果我们是(或假定科学家们是)归纳主义者，为了说明他们在上述情况下对哥白尼理论的接受，我们就需要另一种心理学理论。如果我们认为关于接受或拒斥研究纲领的合理决定是以下意识或半意识地应用拉卡托斯或扎哈尔的方法论为根据的，但伴有错觉现象，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复杂的社会－心理学的外部理论来说明由一个纲领到另一个纲领的转变。
事实上，我们的决定性的(“内部的”)“第三世界”前提决定了“外部主义者”的问题状况。合理性的历史的内部框架决定了外部问题。例如，正如我所指出的，在归纳主义者看来，一切领先权问题似乎都显得混乱不堪，而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信奉者看来，有一些领先权问题可能是十分合理的。[13]某些领先权争论的各自的心理学/社会学的说明格可能大不相同。还有，如果只是由于一个反常就拒斥了一个理论，证伪主义者只需要一个很弱的心理学前提(一种证伪主义的合理性原则)就可以说明这是一个合理的拒斥；而在这种情况下，认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是有效原则的人却不得不发明一个可能非常复杂的错觉理论，才能说明这种拒斥是合理的。
一切区分了进步与退化、科学与伪科学的科学史家在说明科学变革时，都必然要运用“第三世界”的评价前提。我所说的“科学史的合理重建”正是这种前提在描述科学变化的说明格中的应用。对任何历史变化都有不同的竞争的合理重建，如果一种重建比另一种重建说明了更多的实际科学史，那么这一重建就优于另一重建，也就是说，历史的合理重建是研究纲领，规范评价为其硬核，心理学假说(以及初始条件)为其保护带的组成部分。这些编史学研究纲领象任何其他研究纲领一样，应受到进步和退化的评价。检验哪一种编史学研究纲领更优越，可视其说明科学进步的成功程度而定。就哥白尼革命来说，我的发言不过是纲要性的：只有对该评价补充以详细的说明，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检验。
最后，我想对早先讨论我的理论时出现的几个问题加以澄清。
第一，我并不提倡把历史的合理重建与描述历史和说明历史对立起来。相反，我坚持一切认为科学进步即客观知识进步的科学史家，无论愿意与否，都运用了某种合理重建。
第二，在我将有的合理重建纲领(现在我接受扎哈尔对该纲领的重要改进)中，我决没有“企图回避历史真象”。[14]库恩的这一指控可能是由于我的一句很不成功的玩笑造成的。几年前我写道：“指出历史与其合理重建之间不符的一个方法是在本文中叙述内部历史，而在脚注中按历史合理重建的观点指出实际历史是怎样‘举止不端的’。”[15]无疑，这样开玩笑是可以的，甚至可能有些教益，但我从未说过历史真的应该这样来写，而且实际上我从未这样写历史，只有一次例外。[16]
库恩指控说我对历史的看法“根本就不是历史，而是编造实例的哲学”。这是对我的误解。我认为，一切科学史永远都是编造实例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科学哲学决定了历史的说明，库恩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也许是最丰富多彩的编造实例的哲学。不过，所有物理学，或任何种类的经验断言(即理论)同样都是“编造实例的哲学’。自康德和柏格森以来，这无疑是司空见惯的。不过，当然，某些物理学编造比另一些强，某些历史编造也比另一些强。而我提出了明确的标准，根据这些标准，能对物理学和物理学史中相互竞争的编造进行比较。我敢说，我的编造比库恩的编造包含着更多的真理。
5.(e)牛顿的双重遗产
牛顿给世界留下了他的科学研究纲领以及评价这种纲领的批评标准。这一精神分裂症似的成就对思想史的影响是极大的。牛顿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第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纲领；他和他的杰出的追随者们实际上建立了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面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牛顿的方法创立了近代科学。[16]
另一方面，牛顿从神学统治的时代，从“辩护主义”那里继承了他的认识论；尽管他修改了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式的认识论，但他仍然是它的囚徒。用彭伯顿的经典性论述来说，牛顿派的主要方法论问题是如何“走一条正确的中间道路，既不能全凭猜测的方法前进……又不能要求过于严格的证明，以至于把一切哲学都降低为纯怀疑论，排除了在认识自然界中的一切进步的前景。”[18]但是，尽管牛顿派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比笛卡儿派的好，但仍然是很软弱的。牛顿关于科学成就的理论的混乱、贫乏与他的科学成就的明确、丰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关于为什么拒斥笛卡儿旋涡说而接受自己的引力说的理论是十分荒唐的。但是他的研究纲领的惊人成功给他哲学上的仰慕者们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捍卫牛顿关于他的成功及其对手的失败的理论。最初的牛顿派在自己的方法论方面是混乱和矛盾的。后来的庸人们虽然不能遵循牛顿的研究纲领，只能喊喊它的口号，却从中选出了最粗糙的口号，把它们排列成一个一致的、富有色彩的子集。这样，这些粗糙的口号就引起了许多(偶尔也有竞争的)哲学规划，尤其是引起了两种重要的哲学研究纲领：第一种要发现一个坚实的基础，一个以“纯感觉”为形式的绝对可靠的科学经验基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去发现某种渗透着理论的科学经验基础、或以约定的基本陈述为形式的科学经验基础。第二种要解决如何由这一经验基础来正确地演绎/归纳出自然律的问题。第一种研究纲领导致了辩护主义的哲学心理学和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的)“还原论”的纲领以及逻辑实证主义要建立“没有理论的、中性的观察语言”的纲领。[19]第二种研究纲领导致了归纳逻辑。[20]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牛顿的方法创立了近代科学，而牛顿关于方法的理论则创立了近代科学哲学。
而且，牛顿关于方法的理论的最坏部分成了不发达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学科的规则簿。牛顿主义得到了诸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样的从未读过牛顿著作的半文盲的宣传，牛顿主义对不发达学科起了巨大的影响，使它们不能得以发展。[21]
牛顿派的成功甚至影响了政治思想，它使独断论者真正感到了欣慰：在牛顿之前，问题是要达到知识究竟是否可能；在牛顿之后，问题成了达到知识如何是可能的、以及如何把它扩展到其他知识领域中去。不懂得这个问题转换就不能理解十八世纪的思想。为承认牛顿天体力学是知识而进行的斗争花费了一些时间；但是，一旦得以承认，整个知识气候就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改变。十八世纪的许多思想是由十七世纪两个主要的、其结果互相冲突的事件决定的。一个是天主教与新教的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痛苦和混乱；另一个就是牛顿的发现。第一个事件导致了宽容的怀疑论的启蒙运动：关于最本质事物的真理是无法证明的，所以人人都有自己信仰的权利，这种见解的最著名的代表是培尔。第二个事件导致了不宽容的独断论的启蒙运动：科学的光明要想扩展到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要驱散牛顿时期以前的黑暗和教会的黑暗。[22]这一运动的领导者是牛顿派的伏尔泰。[23]不宽容的独断论启蒙运动的影响很快就取代了宽容的怀疑论启蒙运动的影响，并养育了极权主义的民主思想。被牛顿打败的科学怀疑论蜕变为休谟的心理主义并与独断主义结合到了一起：人类的理性可能不会赞成牛顿，但人类的本性必须赞成牛顿。但这样一来，对(不变化的、永恒的、普遍的)人类本性的研究就将把我们导向一种关于(统一的)“健康的”信仰的理论。
牛顿成功的影响可能是当时对近代思想最有力的影响。但描绘这全部过程并不是本文的目的；我们的注意力是集中在牛顿的成功给知识哲学带来的问题上，即使不必局限在这一问题上。
人们可能会说，从1687年到1934年的科学哲学大体上是由两个学派组成的，这两个学派的特点最好以他们对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的评价来刻划。一个学派是“独断论者”(无论是经验主义的独断论者还是理性主义的独断论者)的继承者，他们声称他们已经证明了或能够证明牛顿的事实是事实，牛顿从事实到理论的论证在某种客观的、第三世界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另一个学派是“怀疑论者”的继承者，他们声称牛顿的理论不能(或也许不能)被客观地证明，但它的最后成功(一个确凿的事实！)可以按照心理学的、第二世界的观点来说明。独断论者力图过多地证明，而怀疑论者则力图过多地说明：因为牛顿的理论是谬误的。但牛顿理论是谬误的这个事实(后来人们认识到它是谬误的)并没有把证明它或说明对它的必然赞同这个问题变成一个“伪问题”。这种研究并不必然引起退化的问题转换。正如一个由启发法而来的虚假命题系列可能蕴涵着越来越多有趣的真命题一样，一个由启发法而来的被错误地陈述的问题系列也可能包含着对越来越多的正确陈述的问题的解答。那些为数极少的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牛顿的实际方法而不是仅仅遵循他的方法论的人，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中，可以在缩小自称的方法论与牛顿实际方法之间的差距方面有所进步，即使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本身必须转换。对这一过程贡献最大的三个哲学家是亚当·史密斯、休厄尔和勒鲁瓦。
然而，决定性的问题转换只是在爱因斯坦理论实际上取代了牛顿理论之后才出现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说明牛顿的得胜理论的成功，而是说明他的失败理论的成功，同时也说明牛顿理论的失败。波普尔是第一个这样看待这一问题的人，因而他开创了哲学的新时代。
* 本论文的这一节是完成了论文的其他部分后不久由拉卡托斯单独写成的，在本书中第一次发表。(原编者注)△
[1]沃特金斯[1968]，第281页。△
[2]库恩[1970]。但他的[1962]已经隐含了这一观点。△
[3]顺便说一下，正象某些较早的前辩护主义者领导了怀疑论的非理性主义的浪潮一样，现在某些前证伪主义者领导了新的怀疑论的非理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浪潮。这在费耶阿本德[1970b]中得到了最好的例证。△
[4]实际上，正如我已提到的那样，我的“研究纲领”的概念可解释为是库恩的社会心理学“范式”概念的客观的、“第三世界”的重建：因此，不摘掉波普尔的眼镜也可以完成库恩的“格式塔-转换”。
(我还没有讨论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这样一个声称，即由于竞争理论的“不可通约性”，任何客观的理由都不能淘汰理论。不可通约的理论既不相互矛盾，其内容又不可比较。但我们可以通过一本字典，使它们相互矛盾，并使其内容可以比较。如果我们要淘汰一个纲领，我们就需要某种方法论的决定。这一决定是方法论证伪主义的中心：例如，任何统计抽样的结果都不会同一个统计的理论相矛盾，除非我们借助波普尔的拒斥规则使它们相互矛盾。)△
[5]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不愿意接受波普尔的方法论，可能部分地是由于朴素证伪主义对年轻的研究纲领所造成的破坏性结果。△
[6]第一世界是物质世界，第二世界是意识的世界，第三世界是命题、真理和标准的世界：即客观知识的世界。现代关于这一问题的权威章节是波普尔的[1968a]和[1968b]；同时参见图尔明在其[1967]中所设计的给人印象深刻的纲领。这里应该提一下，波普尔[1934]的许多段落，甚至其[1963a]的许多段落，听起来好象描述了批判的心理与归纳主义的心理之间的心理上的对比。但波普尔的心理学术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按第三世界的术语来重新解释：见马斯格雷夫[1974]。△
[7]事实上，波普尔的纲领超越了科学的范围。“进步的”及“退化的”问题转换的概念、理论增殖的观点，可以推广到任何种类的合理讨论中去，因而可以起一般批评理论的工具作用；参见本书第2、3章。(我的[1963-1964]可看作是一个非经验的进步研究纲领的故事；第2卷第8章包括了归纳逻辑的非经验的退化纲领的故事。)△
[8]心理、信仰等等的实际状况属于第二世界；正常心理的状况属于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一个中间过渡地带。对实际科学心理的研究属于心理学；对“正常”(或“健康”，等等)心理的研究属于心理学科学哲学。有两种心理学科学哲学。一种认为不可能有科学哲学：只有个别科学家的心理学。另一种认为有一种“科学的”、“理想的”或“正常的”心理的心理学；这就把科学哲学变成了这一理想心理的心理学，此外还提供了一种心理疗法，可把人的心理变成理想的心理。我在其他地方详细地讨论了这个第二种心理主义。库恩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区别。△
[9]库恩没有区分(规范的)客观评价与(描述性的)接受和拒斥。△
[10]参见本书第2章。△
[11]这些假设将清楚地说明假定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条件得到了满足。例如，科学家没有误解竞争的理论；或科学家们都可以看到包含T1和T2的那些著作；优越纲领的硬核符合科学家们的宗教或意识形态。△
[12]这些下标不完全是任意的，P3是关于弗雷格和波普尔的“第三世界”客观知识的命题；P2.1是关于第二世界信念和精神决定及行动的命题。(例如，参见波普尔[1972]。)△
[13]参见第2章。△
[14]库恩[1971]，第143页。△
[15]本书第2章；库恩[1971]，第142页作了引用及批评。△
[16]在《证明与反驳》一书中，我大量地用了这种写法。但我的目的是要从历史中得出方法论的启发，而不是要写出历史本身。△
[17]当然这样说并不否认他站在伽利略的肩上。△
[18]彭伯顿[1728]，第23页。△
[19]顺便说一下，卡尔纳普纲领的第三世界特征起源于波普尔，指出这一点也许是值得的。卡尔纳普原先是一个典型的怀疑主义-独断主义者，从“方法论的唯我论”立场出发，想以纽拉特的“原始陈述”“在九点钟我看到……”为形式，在第二世界的水平上确立基本命题。是波普尔于1932年说服他用第三世界的“基本陈述”代替第二世界的“原始陈述”。△
[20]关于归纳逻辑中退化的问题转换，参见第2卷，第8章。△
[21]可以说，牛顿创立了两种文化；一种发展了他的方法，另一种“发展”了他的方法论。△
[22]遥远大陆的发展即第三个重要的因素在两个方面都起了作用。△
[23]假如这一分析正确，那么马克思主义对十八世纪历史的研究就是荒谬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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